阳春三月，正是莺飞草长、杂花生树的季节。江西南城县城东北部的武岗山草木葳蕤，花香氤氲。山脚下是奔流不息的盱江，横跨江上的万年古桥如长虹卧波，此刻它显得有点冷清，偶尔有几辆电动自行车和数个行人在桥上经过。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如今只允许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，如同一位退休的老人，正在安享它的轻松岁月。

　　

　　万年，用在桥名上的寓意非常明显，就是希望桥梁能够长久存在，造福民众。就像人名张伟、王钢、李强重复率高一样，万年桥名也容易“撞名”。同在江西，分宜县也有一座著名的万年古桥，由明代内阁首辅分宜人严嵩捐资修建，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落成，全长174米。可惜的是，在1958年建设江口水电站时，此桥淹没于水中，只有水库干枯时会露出残墩断梁，展示它的顽强生命力。

　　南城万年桥比分宜万年桥的历史更久，跨度更大，技术上更有特点，是江西乃至全国著名古桥之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清光绪年间修复后还撰有《万年桥志》，留下了完整的施工档案和相关公文、艺文，成为研究古代桥梁建设的重要史料。

　　南城万年桥始建于明末清初，全长410米，宽5.8米，高20米，共有23孔24墩，每墩前尖而高仰，墩后方而低矮，皆用大麻条石，以砂浆座砌，如一艘战舰挺胸迎水、劈波斩浪。“舰头”古时称之为分水金刚雁翅，这种设计可以有效缓解水流对桥墩的冲击。为江西现存最长的连拱石桥。桥梁专家茅以升评价道：“所谓连拱，就是把许多拱连成一线，形成一个整体，每一拱上的载重，由全部各拱共同负担，因而是个很经济的设计。”

　　这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古桥。南城，汉代豫章郡所辖的十八县之一。自宋代以来，朝廷在这里设置过建昌军、建昌路、建昌府，有“踞八闽之咽喉、控百粤之襟带”之称。而万年桥所处的位置“上通闽浙，下达豫楚”、“地当孔道，实为建郡合府一大锁钥”。

　　

　　

　　南宋咸淳七年（1271），武学谕宜黄人涂演成为员外丞，就自己捐俸并倡议民众捐资在歇洋渡修建浮桥，第二年建成。这座浮桥后来被洪水冲毁了。到了明成化二年（1466），邑人雷显忠设置了义渡，无私帮助民众过江。十四年后他的儿子雷应春和孙子雷炯重建渡船，并捐田17亩作维持渡运费用，还在东岸建了一座风雨亭，取名“津馆”，供待过渡行人遮风避雨。世人对雷氏三代乐善好施之举大为称赞，把渡船称为“雷义舟”。

　　以舟过渡，虽然方便过江，但安全风险很大。明崇祯七年（1634）仲夏，洪水泛滥，歇洋渡出现特大安全事故，渡船倾覆，33人溺亡。当年冬，分巡湖东道副使南城本地人吴麟瑞“闻而恻然”，亲往现场察看情况，提出修建石拱桥方案。不久，吴麟瑞调任江西按察使，督催更严，亲为“置材计庸，奖勤鞭惰”。桥梁于崇祯八年（1635）开建，历时十三年，跨越两个朝代，至清顺治四年（1647）才竣工并取名万年。落成之后，“行者讴歌，观者咏叹”，时人赞叹，可以与当时国内著名的吴之“垂虹”、闽之“洛阳”相媲美。

　　此后，因洪水、火灾、战争等原因，桥梁多次出现局部毁坏，但屡毁屡修。据史料记载，清代的大修就有四五次：

　　清雍正二年（1724）遭水毁，中墩毁坏，两孔倒塌。知府李朝柱主持修建，进士梅之珩负责督工，历时七个多月；

　　乾隆、嘉庆年间局部水毁石墩，又有修葺；

　　

　　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3月，由于春汛和长期水流冲击、风雨侵蚀，西岸3孔被洪水冲毁，东岸的第十八、十九两孔也将倾颓，一些分水尖、栏楯损毁严重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，太守王春、知县洪汝濂与县绅谢甘棠等出面发起募捐，至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完成。这次修复工程历时5年，费银45650两，计修复5孔拱圈、3个墩和西岸桥台。

　　清代的万年桥建设和修复工程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能够完成实属不易。翻阅当年的一些史料，其筚路蓝缕之过程令人唏嘘。

　　其一是筹资难。明末清初那次修建，史料未记载筹资过程。但此时大明王朝已病入膏肓，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江西也陆续发生了情况各异的民变。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十二月，张献忠大西军攻占了建昌府所在地南城，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清军攻占了建昌府。可以想像，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的形势下，又缺少官方资金保障，万年桥这么宏大的工程还能够缓慢推进，最终完工，其中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！

　　光绪年间这次大修的筹资过程，《万年桥志》有详实的记载。其经费来源主要还是靠各种善捐。大致分为三类：一是“众善捐”，主要是南城乡民以个人或家族名义捐款，有的是自愿，有的是半自愿。为了募得这些捐款，桥局工作人员“明知其难而不避其难”，到处“催捐”，共收洋银36935两，占修桥投资总数的82%左右；二是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商帮的善捐，不但有省内的九江茶帮等，还有省外的汉口众纸帮、药材帮等，捐资总数4455两洋银；三是“本街三年店捐”等六项，以租金形式收取，收取比例为“按照每年各该店租数目，照章租缴二分，主客各半分缴。”本来南城方面希望得到建昌府所辖其他四县（南丰、新城、广昌、泸溪）的支持，府宪也一再要求四县“共襄义举”，然而由于南丰士绅的抵制，四县绅民基本没有捐钱。作为干线道路上的重要桥梁，却只能由所在地一县履行“事权”“财权”，这是当时体制的无奈。

　　其二是取材难。建设和修复万年桥，需要大量的高规格石材和木材，当地没有那么多，需要到方便运输的其他地方采伐，势必会被当地一些乡民阻拦。桥局工作人员除了小心谨慎，苦口婆心做好乡民工作外，还举行一些祭祀仪式，借助一些灵异故事，使采伐石木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。《万年桥志》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：在光绪年间修桥过程中，局绅奉命到曾坊这个地方，本拟砍曾姓树木数株，该地有个曾某暗中阻挠，告诉局绅要砍的是对面他姓树木，结果当天曾某就发狂胡言乱语，神附他口说：“局绅要尔树木，而尔妄指我处之木，明是存心不良，要拿尔去。”不久就死了。当地有人问乩说，曾某是被万年桥神抓去，现在在万年桥带枷示众。各村听说这神异事后，就没有人敢阻挠了。

　　这事看似荒诞，但在当时，利用神灵的力量来减少办事阻力也是无奈之举和有效之法。

　　其三是施工难。如果换到现在，要在内河上要修建一座400多米的桥梁，对于被称为“基建狂魔”的中国来说，是如来佛捉孙悟空——易如反掌。但在当时，那是唐三藏西天取经——困难很多。

　　

　　在滔滔大江上修建桥梁，最难莫过于水下的桩基工程。明末清初时建桥墩，囿于技术，采用的是不排水施工法，直接往水下打椿桩，打到打不动时再把这些椿桩锯平，上面铺木板再垒层层基石。其弊端显而易见：有的桩打不动可能下面打到了沙夹石，并没有真正打到岩石层；水中作业，本需数百桩而以数十桩了事，桩的密度不够，也难以锯得平整，木板铺上去不平，墩石垒上去难以严紧，时间一长，墩台容易歪斜倒塌。这段江面是盱江和黎滩河汇合处，水势浩大，江水很深，要打下椿桩难之又难。《万年桥志》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：在修建东岸第三墩时，水流湍急而深，石工无从下手，当时附近黄家洲有个富翁叫黄国中，见难以施工，就先放铁沙三年仍不能止水。后来只得把家中的聚宝盆抛入江中，才完成桥墩施工。故事虽然虚妄不足信，但充分说明修建此墩之艰难。

　　而光绪年间的大修，借鉴了嘉庆年间抚州文昌桥首创的“干修法”。所谓“干修”，就是围堰排水挖基。先在外围筑人字堰，用竹笼装沙土构筑第一道挡水墙。围堰的水柜，做成方形，拼成整体，然后将稻草包黄土填塞柜内，叠实压密，使不透水。然后每边布设两部水车，每个围堰共八部，车干堰内的水，然后清理墩基，重做墩脚。但也有的围堰内水难以车干，第18号墩位处深潭，尽管用了30余部水车同时车水，水位也只下降一点点，最后只好在水中拆旧墩，剩有五六层未拆出，砌置此墩就花费数年时间。

　　不可思议的是，光绪年间的这次大修工程，数万人在水深险多的武岗潭上作业，历经数年，未发生一起死人的生产事故，这不能不说桥局的精心组织和认真管理，当然还有点运气使然。

　　岁月悠悠，白云苍狗。万年桥在375年的漫长岁月里屡修屡毁，又屡毁屡修。它见证了世事沧桑，表达了赣地先人不畏艰难跨越天堑的不懈努力，展现了建设工匠的非凡勇气和聪明智慧。

　　交通运输是连通富强的经脉，是跨越时空的纽带，是点燃思想的火种，是刻画文明的标尺。如今，南城的交通四通八达，盱江、黎滩河上已经有十几座大桥，打通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条条经脉。万年桥已不再车水马龙、熙来攘往，但它的历史意义、文化价值和审美功能将被后人永远铭记，流芳万年。(王林水江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）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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